李桓英，1921年出生在北京，1946年考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与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50-1957年在世卫组织工作7年，在东南亚从事热带病防治工作。1957年，放弃世卫组织官员身份回到祖国。1960-1970年代，在中央皮炎所参与皮肤病防治工作。1979年开始专门从事麻风病防治，她在中国率先开展了短程联合疗法，使麻风病发病率大幅下降，复发率仅为0.03%。在她带领下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世卫组织誉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2016年12月27日，在北京友谊医院，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正在举行。在宣誓入党的众多年轻人当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庄严地宣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如果说青年党员的宣誓是现在将来时，这位老人的宣誓，则是过去现在将来时，因为她已经用70多年的生命，践行了此时的志愿，直到今天，她仍以党员的身份继续奋斗着。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让选择变得简单

我们归国的老一辈科学家有一个共性，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像超级计算机一样复杂的头脑，但是在面临事业和生活的选择时，他们又有着孩子一样简单的心灵——对待研究对象，务求真实，没有任何含混不清；对待个人名利，只有最低要求，在个人利和天下利之间，总是选择考虑更多人的利益。在李桓英身上，这种简单体现在她多次人生选择中。

李桓英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1939年考取同济大学医学院之后，才结束了辗转的少年时代。但是，战乱中的人们，想自安而不得。同济大学的师生们在数度辗转之后，终于在李庄暂时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异常艰苦的环境，反而让师生们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夜以继日的学习，是他们参与文化抗战的独特方式。对于李桓英来说，青年时代在云贵川山区行走的经历，让她见识了真正的贫困生活，尤其是在战争威胁下生活无着的穷人生活，这种见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经历的。没有这些见识，人生就缺乏宏阔的视野，也就缺乏在比较中得出价值判断的能力。

如果说她的第一次学业选择有母亲一半的意愿，李桓英因此走进了医学大门，那么第二次的专业选择则完全是她自己确立的。她认为，在接触到的专业中，只有细菌学是最依托于数据的，更接近纯科学。所以，她瞄准了这个专业的世界顶尖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考入其中攻读硕士。

1948年，在中国和巴西的倡议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50年夏季，李桓英带着科研热情和老师特纳的信任，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奔赴印尼做雅司病防治工作。4年之后，世卫组织又派她去缅甸从事梅毒血清学诊断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3年。在此7年间，她与当地专家一起，制定了更准确的诊断方法、更周详的施药方案，她也因此锻炼出因地制宜的工作能力。当世卫组织提出再与她续签时，她拒绝了，一个职业上的原因是，她要去挑战更棘手的领域，尤其是那些不治之症。这次选择，是她日后一生的缩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总是要尝试新的领域。

放弃优厚待遇、不再续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要回到祖国。此前，李桓英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赴美国定居，父母当然希望女儿能长久相伴，此时，她正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选择生活地点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但在东南亚工作的7年中，她越来越想回到祖国。然而，自己身份的隔绝，使祖国如同“宛在水中央”的佳人，近在咫尺却无法到达。她去美国留学前，持有的是民国护照，所以她不能合法入境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没变，直到此时世卫组织征求她意见是续聘还是进修，李桓英看到了转机，她立即拒绝续聘。当时英国与中国互设了代办处，她申请去伦敦大学进修一年，在英国更换了护照和签证。1958年6月结业之后，她借道欧洲和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入境中国，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她不是不知道，这次选择，意味着可能与父母再也不能相见。但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亚非国家流行病频发多与贫困落后相关，当时的中国也是如此，自己求学工作多年，祖国正在新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摆脱贫困，自己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中国。李桓英回忆说：“国内生活确实艰苦，可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李桓英这一代科学家，他们从苦难中思考，懂得了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时代赋予时人的重任，足以激发起他们心中的无限热情，带着满腔的热情，他们回应时代之问，填补时代之失，创造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苦难辉煌。

一生做好一件事

李桓英的简单澄澈，不仅体现在超越功利计算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她“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恒定追求上，这一件事，就是麻风病防治事业。

刚回国时，外国专家局把她分配到中央皮炎所，因此契机，她逐渐走上麻风病防治之路。1970年，她在江苏第一次接触到了麻风病人，病人鼻塌眼盲的惨状深深刺痛了她，她开始产生了攻克麻风病的想法。她的这一想法，遇到了最好的机遇——在下大力度消灭和控制流行病的新中国，有一些社会性因素造成的疾病第一次真正被控制住，甚至基本消失，有这些病种的防治经验在先，像麻风病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在中国，不是不可以攻克的！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刚成立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确立了麻风病防治的科研道路。在参加“WHO麻风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上，李桓英与世界同行们首次认识了“短程联合化疗”的概念，并得知世卫组织每年都有向申请国家提供援助的计划。她回国后立即提醒相关部门申请该项目，并把该疗法引入国内，积极着手麻防试点研究。

在头绪繁多的工作中，她敏锐地找到了建立现场研究场所的突破性入口。于是，她选择了云南，那里曾经是接纳她学习的抗战大后方，现在，这里正是麻风病猖獗的地方。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和勐腊县，有数个由麻风病人汇聚而成的自然村寨，这些村寨被世人称为“麻风村”。这些多数人不敢去的地方，正是医务工作者的主战场。世卫组织提供的药物和治疗方案还在探索阶段，从世界范围来讲，中国的麻风防治工作，是先遣部队打响的第一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桓英带领着工作小组，进入千山万壑的大小村寨，一头扎下去，一干就是十多年。刚开展工作时，这些病人因为多年被社会厌弃，自己都不再爱惜自己。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位“大摩雅”（傣语中的“医生”），不但不穿隔离服，还跟病人拉手、拥抱，随时脱下他们的鞋子，检查是否有石子硌脚。这些对病人极富耐心的接触和安抚，使他们开始信任这位医生，并燃起了重生的渴望。在勐腊县试点，为了实验的规范性以及日后复查追踪，李桓英严格要求实验人员，进行细致的客观检测和记录。一份47例病人的病案，严格记录了每天每次的服药情况，持续了整整27个月。每一位后期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如此细致完整的病案记录震撼和感动。这期间，因为发生过不良药物反应，导致很多病人质疑而弃药。李桓英就住在病人家里，一遍遍地讲解、耐心劝导他们继续服药，终于在3个月后，病人的皮损面消减，恢复正常。经过艰苦努力，这一试点的效果，完全达到了世卫组织的试验预期目标。李桓英又跑遍各级皮防站，把在试点成功的方案亲自教授给防治人员。10年过后的监测结果表明，李桓英主持的该治疗方案，麻风病复发率仅仅为0.03%，远远低于世卫组织订立的1%的标准。在现场防治同时，她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数据翔实的指导性论文，她的疗法被世卫组织在多国推广，医治了世界上很多病人。

再进一步，要想弄清麻风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必须通过基因分型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链，因此，李桓英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她的梦想是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李桓英总结自己的一生，只用了最简单的一句话：长期以来坚持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而支撑她的，是一种朴素简单、始终如一的恒久初心。

坚持一个原则

李桓英多年来坚持一个原则，一切以实现病人康复、高效防治、社会受益和国家发展为准则，只要能实现这些目标，她都会排除困难，争取实现，甚至自己置身于险境，也毫不顾惜。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遍了云南西双版纳和四川大凉山的山区，在旅途中多次遇险，最严重的一次翻车事故导致了锁骨和三根肋骨骨折，但是她尚未痊愈就赶紧飞回北京，急着把血液标本放到实验室冰箱里。还有一次在勐腊县，乘坐的独木舟翻了，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在弟子眼中，她是乐观无敌的李教授，在前辈眼中，她是有主见有原则的耿直后辈。她力主开展短程联合化疗之时，国内主流的麻防方案是，一定要等到麻风病患者治疗到细菌查菌呈阴性时才能停药，很多人甚至终身服药也未见转阴。许多前辈专家都认为固有方案是比较保险的，对李桓英的主张持反对意见。但是，李桓英根据实验数据坚持认为，两年期的短程疗法符合中国国情，副作用少，节省的药品能救治更多人。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如果当初她顾虑太多，不以病人康复和适应中国国情为目标去争取试验，那么中国的麻防事业不会进展这么快。本着同样的原则，国家授予她任何荣誉时，她总是强调：是我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流行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我自己只是做了应做的事情。

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李桓英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李桓英去年也刚好100岁，高龄的她仍然是一位工作着的抗麻斗士，她的“极简人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和科学家的真诚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