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最后一名仍在工作岗位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员亦将跨入退休这一人生新阶段。”这几天，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二所”）研究员杨关铭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

作为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晚退休的一员，杨关铭的人生像是按下了“快进键”——1964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5岁时考上厦门大学海洋系，本科毕业分配到海洋二所工作，20岁时便加入南大洋考察队前往南极，在36岁时评上了海洋生态学研究员的正高级职称。之后，他一直留在海洋二所工作，直到今年3月正式退休。

海洋二所首次南极南大洋考察队员（一排右一为杨关铭）受访者供图

年少得志，勇立潮头探南极

杨关铭的青年时期在外人看来几乎是模范般的“顺利”，但实际上，在被快进、压缩的时间里，他以超出常人的惊险经历，接受了和平年代生死和爱国主义信念的双重考验，充分展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

1983年刚刚加入《南极条约》的中国，作为缔约国在南极事务上没有发言权。当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议程进行之间，会议主席突然宣布：请所有缔约国代表到大厅外喝咖啡。原因是协商国成员要关起门来表决一个重要的南极议题。

当时被“轰”出会议厅的中国代表团深感难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慢慢发展、强盛起来了，南极那么大一块资源丰富的地方，假如我们没有话语权，那和我们国家的地位是不相配的。”杨关铭谈及科考出发前的背景时坦言，要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有两个硬性指标，一个是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二就是要在南极开展科学考察活动。

1984年11月20日，由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乘坐“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从上海出发，开始远征南极。

1984年12月30日，考察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穿过西风带，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中国人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

杨关铭在长城站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杨关铭说，当时的“向阳红10号”实际上是一艘远洋测控船，并没有破冰能力，在南极的夏季因海面漂浮着很多浮冰还是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尽管到了南极的夏天，昼夜温差很大，最低温度仍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在调查作业时经常与零度的海水打交道，他因为个子高、脚大，没有合适鞋码的南极靴，当时只好将就着穿两双袜子保暖，外面再套一双普通的雨鞋防水，“双脚的冻疮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痛又痒。”即便如此，杨关铭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劈风斩浪，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当时觉得南极就是路途远一点，并不知道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尽管在出发去南极前已有多次出海经历，但令杨关铭远没有料到的还有很多——1985年1月26日，在南大洋，杨关铭遭遇了终生难忘的风暴袭击。“向阳红10号”陷在狂风大浪之中，整整9个小时无法摆脱。 “那时候我们主要通过接收美国卫星云图来预测气象，但它每天只有两次，接收不到就无法知道可能生成的气旋。我记得刚进入南极圈的那天，我们就遇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卫星云图没有接收到，果真陷入了一个飓风圈内，浪高大概有十二、三米。”回忆当时经历的危险，杨关铭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真的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984年12月1日，我国首支南极考察队胜利通过赤道时 受访者供图

我国沿海地区常遭遇的台风从生成到发展大概需要一周时间，而在地球“风极”的南极，极地旋涡遇上西风暖流形成巨大气压差，在12小时内就可使极圈附近气温下降10℃左右，并形成强风、雨凇、暴风雪。长城站历史资料显示，平均每月都有7个气旋带来各种灾害性天气，而在当时建站初始、气象预测设备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更加渺小而无助。

“我们当时坐在主甲板下面一层里面，看到舷窗外一会儿是海、一会儿是天，浪都是不规律的，风浪使钢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杨关铭说，彼时的他无法端坐，却也不再晕船，不再与同伴交流，神经变得高度紧绷，“当时我们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了，只是觉得中国人第一次去南极考察，如果搞砸了那真是太遗憾了，将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杨关铭翻开一本纪念册展示了“向阳红10号”的照片，“它尾部的停机坪在正常情况下离水面有10米高，但在风浪里就一会儿栽进海里，一会儿又翘至半空，船艉推进器的螺旋桨当时经历了9次的空转‘飞车’，这样很容易把电机烧坏，非常危险。”

1985年2月24日，在南极大陆上，杨关铭迎来了自己的21周岁生日。在前辈们为自己庆生时，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活着回去”。至于剩下的细节，早已在紧张的情绪中记不太清了。

40年如一日，“二所”有求就必应

那年，海洋二所的科考队员们在南极半岛上用重力柱状取样器焊接作指向杆，在上面用油漆书写下了“中国杭州”四个字，至今它仍屹立在南极长城站的一旁。当时，队员们还给长城站边的小淡水湖起名为“西湖”，它就像镜子一样，镶嵌在南极的冰雪大地上。

杨关铭说，也许是乡愁和“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的信念，在离开祖国越远而变得越强烈，自始至终支撑着考察队所有人渡过难关。

站在南大洋的浪头上，杨关铭和其他成员最终顺利完成了多个测站多学科的南大洋科学考察任务，于1985年4月顺利地返航回到祖国。为纪念首次考察，《求是》杂志在当时定义“爱国、求实、创新、拼搏”为南极精神。

“不可不去，不可多去。”杨关铭开玩笑式地总结了对南极考察之旅的感受，“在20岁出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候，去了南极考察，经历了一次生死，我对很多事情也就看淡了。”

杨关铭写下的南极日记 受访者供图

在经历了近半年与世隔绝只与狂风巨浪亲密接触的日子后，杨关铭的性格从意气风发变得更为沉稳。他回到海洋二所专心开展科研工作，同时，他也曾担任海洋二所的团干部和杭州市青联委员等社会工作，作了多场有关南极的报告。

2000年，杨关铭发表的三篇系列论文，获得浙江省优秀论文一等奖。之后不久，他开始在海洋二所的多个行政部门履职，从开发处、信息中心再到条件保障处。这一切似乎都与海洋生物专业研究出身的他毫不相干，且新“向阳红10号”的建造、科考码头和科研基地建设的工作也与极地科考工作内容大相径庭。

而杨关铭却认为，年轻时的经历培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其实很多领域都是相通的。”因此，他始终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完成分配给自己的所有任务。

作为海洋二所“国家队”的一份子，杨关铭谈到海洋二所时内心仍然万分触动，他希望能够接着在这个让他经历了感慨劫后余生、迅速成长、得到了丰厚回报的平台继续发挥余热，“二所有求，我必应。”

步履不停，退休后还想再去趟南极

回顾40年人生，从毕业分配到退休，杨关铭始终扎根海洋二所未曾离开。

马上开启退休生涯的杨关铭还透露了自己未来的心愿：“我一直想带我夫人一起去南极故地重游，因为这在我们家很有纪念意义。”

杨关铭和夫人 受访者供图

通过相册了解到，首次南极考察队中的地质组组长、带头制作“中国”“杭州”取样器指向杆的队员眭良仁就是杨关铭的岳父。“考察完地质又考察了我这个女婿，经历完生死又能品尝温情。”从南极回来的杨关铭相信，命运里的缘分妙不可言。

早在首次南极考察中，杨关铭就携带了胶卷相机，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画面，包括长城站的建设、遇到企鹅的瞬间、工作合影……照片色彩浓郁，似乎可以看到一张张疲惫的人脸上依旧明亮的眼神。

“我一直在玩摄影，对单反相机什么的也是有研究的，之前还在所里摄影协会当副会长。”聊到在考察中自己拍的照片，杨关铭兴致勃勃。

杨关铭把所有从南极拍回来的照片都塑封起来，装在了影集里面。日记本、用来收集签名的信封，干干净净，好好地摆在他的办公室里。有点泛黄的照片里，20岁的杨关铭手扶着长城站的奠基石，国旗飘扬在他的身后，笑容无比真诚。

多年未踏足南极的杨关铭，依然期待能够在人生的新阶段和亲人一起见证中国极地考察的“开疆拓土”和“代代相传”，再次用相机记录中国在南极考察的情况，再在那枚五星红旗前，摁下一张照片。

“虽然我们起步晚，但发展很快，就拿测定水体来说吧，现在用的都是CTD（温盐深剖面仪），是可以完成自动化取水的，我们当时只能用20多斤重的采水器人工操作，既笨重监测精度也不准。”作为“老海洋人”，杨关铭对现在科考手段和仪器设备的先进高效感到甚是欣慰。

从只有设备技术落后的“向阳红10”号科考船的首次考察，到如今“雪龙”号、“雪龙2”号、“天惠”轮货船三船保障的第40次考察；从长城站落成到第五座科考站秦岭站的开站；从靠自己摸索到经验丰富、科研交流遍布全球，从南极一隅到深入极圈……中国也正处在为更好地认识南极、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更多中国力量的发展新阶段。